张维为：大概是10年前，我在复旦大学做过一个讲座，谈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，但那天那个雾霾特别厉害，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天空还黑乎乎的，所以讲座开始前一位朋友就对我说，今天雾霾这么厉害，恐怕很多人要质疑中国模式，我当时这么回答，我说中国模式不是没有问题，而是一旦发现问题，他的纠错能力比较强，他纠错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很多，所以环保问题上也是这样的。那么早在上世纪80年代，也就改革开放不久，环保问题已经引发了非常广泛的争议，那么有人认为中国绝不能走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这个老路，那么也有人认为所有西方国家走的都是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路，没有例外。当然我们当时官方表述是第一种，就是一定要避免“先污染后治理”这样一种方式，那么走出一条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新路。但后来的实践证明就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跳出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怪圈，后来我还在想什么原因，也许这种历史的宿命，就是一个社会总是有少数人会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一些问题，那么发展一定要走一条经济生态双赢的道路，但往往由于种种原因，要是整个社会都真正认识到这一点，往往要更多的时间，甚至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的生活品质的时候，大家才会顿悟，才会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。

那么现代化对环境的破坏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就开始了。今天我想多数西方国家也承认的，就他们当年工业化工业革命过程中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，对全球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。所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确定了一条原则，叫做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”，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有责任，但西方国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，然而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，并没有真正落实他们的责任。虽然欧洲国家总体上环保意识要比美国好一些，但美国呢，大家知道，特朗普时期甚至退出了这个《巴黎气候协定》，虽然现在拜登说美国要返回这个协定，但我觉得还是要看美国的实际行动。不久前我记得网上流传过一个视频，那个是2011年在南非德班气候大会上，我们中方的这个代表团团长谢振华大声的谴责西方一些国家，只说不做，他有点激动，他这样说的，“一些国家已经做出了承诺，但并没有落实承诺，没有落实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，而且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，讲大幅度率先减排你减了吗？要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你提供了吗？讲了也没有兑现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，我们要发展，我们要消除贫困，我们要保护环境，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我们已经做了，你们为什么还没有做到？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讲这些道理给我听”。

那么就中国自己而言，过去数十年的迅速发展，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，我们确实付出了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。我自己一直非常关心这个问题，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乃至世界的未来。我自己非常有幸参加了一些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，包括1995年4月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，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叫COP1，后来参加过多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，某种意义上我自己也是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谈判的一个见证人之一。我当时有不少机会请教我们国内外的环保问题的专家，比方说我就问一个问题，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比较脆弱了，那么这种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？我跟中外专家讨论得到的结论是，当时90年代末的时候，只要中国下决心搞环保，一定可以扭转局面，因为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比中国还要严重，但经过努力，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对比较成功的地方，因为伦敦的污染曾经非常严重，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，而雾都最大的危机的爆发是在20世纪50年代，1952年12月，伦敦曾经出现过一周内4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的事故，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。然后欧洲最大的一些河流，比方说莱茵河曾经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的生物死亡，人不能够游泳，瑞士森林的树木也开始枯死，那么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，形成了必要的环保共识，政府民间都开始比较认真的解决环境问题，所以取得了不少成绩。所以这些专家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，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，这莱茵河也好，泰晤士河也好，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。我还问过一位与中国环保事业合作过的有德国朋友，他跟我这样说，他说德国环保虽然你看做的不错，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也好，然后无数的战争数百年内大大小小的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。我们德国现在确实有很多森林，你看都是绿的，但这些森林大部分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，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，我们很多森林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森林，里边一条狼都没有，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，所以我当时也想到就是我们要痛下决心，包括我们的生物多样性，那么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许多还无法预料到巨大的这种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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