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方国:从1840年以后,中国逐渐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中国人民苦苦地探寻,求索,救国救民的道路,马克思,恩格斯当年以宏阔的历史视野,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,并且预言呢,中国的革命运动将迎来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。
1914年,35岁的陈独秀因参与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,失败后流亡日本,这位前清秀才即将在这里遇到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系读书,比自己小10岁的李大钊,此时的陈独秀,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,他在章士钊创办的《甲寅》杂志上发表了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一文,在文章中,这位经历了清末推翻帝制,民国成立,讨伐袁世凯独裁各种斗争的革命人物,探讨了什么是国,如何去爱。
唐宝林:陈独秀的文章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发表以后,在留日学生中,发生了强烈反应,(他们认为)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太悲观了。(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学校)。他(陈独秀)说,中国还不如亡国的好,(其实)陈独秀这个人有个特点,经常用反话来启发别人的爱国心。
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发表一年后,李大钊读到了这篇文章,虽然陈独秀的反话是因爱国心切,但李大钊仍认为,应该更加积极地唤醒民众,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,为此,李大钊特意拜访了《甲寅》杂志的创办人章士钊(1881-1973),在章士钊的建议下,李大钊挥笔写就《厌世心与自觉心》予以回应,建议陈独秀“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”,随后,李大钊写信给章士钊,吴弱男夫妇,希望能与陈独秀见面一谈。
陈占安:章士钊和李大钊透露了说,陈独秀这个人脾气不大好,他可能比较傲,但结果那一天呢,陈独秀一进了屋子以后,非常高兴地说,你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,那么使得我在迷茫的这个过程当中,看到了一种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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